北京人艺导演唐烨回忆，任鸣第一次找她谈话，就复述了曹禺院长曾对他说过的三句话：“第一，戏是演给观众看的，一定要让观众看懂；第二，北京人艺要有自己的个性和艺术风格；第三，好好研究焦菊隐老先生的作品。”

追思会上，冯远征回忆起十几年前，任鸣对他说的话，“你守着相爱的人，干着心爱的事，这就是幸福。”冯远征觉得，“他其实不只在说我，也是在说自己，虽然他走得比较早，但我相信他这一生都是幸福的。他一直践行着自己当年说的那句话：‘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戏剧'。”

?“老戏新排，拍的有想法、有境界、有味道，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高度。你得回到那个时代，找寻那个味道。这些话是任老师最后一次对我的嘱托。”闫锐回忆，就在任鸣去世前两天，他虽然身体疲惫，但还是提前十分钟到了《名优之死》剧组的排练场，做此次复排的导演阐述。“要把戏吃透了，再消化后，讲给演员和观众”“深入难，浅出更难”“高僧只说家常话”……这些都是任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在闫锐看来，任老师就是一个“融会贯通，提纲挈领，总结人生的英雄，生活的高人”。

濮存昕记得，院庆当天，任鸣不仅参加了上午和下午的会议，还在晚上《茶馆》演出结束后到后台慰问演员，“当时他与我握手，手是冰凉冰凉的。他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院长，他是未完成戏剧理想而失去生命的导演，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。”

前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有个伴随他至少15年的小本子，记录了他人生重大节点的发言稿，今天，张和平再次翻开他的小本子，“就任与离任时，我都说了三个‘任'，一是信任、二是责任、三是重任，原本还有第四个‘任'，是胜任。但我删去了，因为我把它当做一个奋斗目标，藏在心里。而今天，我要把这第四个任转交给任鸣同志，他做到了‘胜任'。”

回想起任鸣，张和平眼前总是浮现出任鸣使用的翻盖手机，张和平纳闷，使用这样的手机会不会造成信息和观念上的落后或不畅。现在他想明白了，任鸣是希望把自己的心永远放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，永远放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，永远放在他一直追求的戏剧世界里。

为了报考每隔3年才招生的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，任鸣高中毕业便开始“待业”在家自学，还到中央实验话剧院跑龙套，1982年9月，22岁的任鸣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。1987年毕业实习期间，任鸣来到北京人艺，给导演林兆华当助理导演，并自此成为一名“人艺人”。

追思会的最后，任鸣妻子东红告诉大家，“从院庆一直到最后走的那一天，他都特别高兴。‘能成为人艺人，此生足矣'，这是他的谢幕词，也是我心中最大的安慰。”

正如任鸣院长所说，“导演应该活在作品里，作品应该活在群众心里”，从这一点上讲，他从未离去。

本文转自：人民日报中央厨房

“我见证了他如何走进北京人艺，见证了他和东红的恋爱，见证了他如何成为导演”，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与任鸣相识37年，共事35年，见证了任鸣在北京人艺的一生。

忠于舞台，戏比天大

北京人艺原副院长濮存昕与任鸣一起走过近40年戏剧生涯，任鸣的去世让他无比的心痛惋惜。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听闻任鸣的突然去世，濮存昕表示，“真正的认知到命比天大，但任鸣用生命诠释了排练厅墙上的这四个大字：戏比天大！”

在任鸣62年的生命中，35年奉献给了自己心爱的戏剧事业，奉献给了北京人艺。1991年，《回归》上演，这是任鸣来到北京人艺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大剧场话剧。3年后，34岁的任鸣被任命为北京人艺副院长，成为北京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院长。2014年担任北京人艺院长职务直至离世。

“我们再也见不到排练场激情澎湃的他，见不到生活中那个高高的，走路不急不缓，永远面带微笑，拿一把扇子，揣着翻盖手机，拎一个帆布包，包里有用纸巾或塑料袋裹着两块馒头的大导演、大院长。《名优之死》中‘活着就是为了唱戏'这句话，是任鸣老师拎出来的，他是用生命来投身创作的。”北京人艺青年导演闫锐说。

他曾说，“戏在，就会说话”，他一生创作出90余部舞台作品，包括《北京大爷》《我们的荆轲》《榆树下的欲望》等，继承、发扬和拓展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与艺术追求，是北京人艺导演队伍中的领军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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